遭割颈阿Sir一家的艰难与坚强

　　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题：遭割颈阿Sir一家的艰难与坚强

　　新华社记者郜婕 张雅诗

　　“其实差一点点，我的两个孩子就没了爸爸。”

　　警嫂阿梅(化名)说这话时，丈夫阿力(化名)遭暴徒割颈的事已过去一个半月，但她仍止不住后怕，强忍眼泪。

　　“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他(施袭暴徒)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人。我先生身为执法者，只是去做应该要做的工作。”

　　10月13日，星期天，黑衣暴徒在香港多处肆意破坏。阿力与同事奉命到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。他们准备离开时，一群黑衣人尾随叫嚣。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持刀的手，直刺阿力颈部。

　　阿力回忆称，发觉右后方有人戳了一下他的颈部，回头看见一只拿着武器的手，于是上前制服那个人。那一刻，他没觉得痛，更不知道自己伤得严重。直到将袭击者制服，他才发现地上有很多血，他的上衣也被血浸湿。

　　看到身边的同事表现紧张，阿力猜想自己伤势严重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的诊断证实这一点：他的右颈被割开一道深5厘米的伤口，颈静脉和迷走神经切断。

　　“差一点点就伤到大动脉”

　　事发时，阿梅正在家准备晚餐，突然接到另一名警嫂来电，得知阿力所在冲锋队一名警长受伤。她立即给丈夫打电话，没人接听；发信息，没有回复。

　　10分钟后，阿梅接到丈夫同事的电话，证实丈夫受伤，正送往医院，顿觉头脑“一片空白”。

　　“我当天没有看新闻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只知道他颈部受伤。”她说，她请母亲帮忙照顾孩子，自己匆忙收拾丈夫可能需要的东西，慌乱中“不知道收拾什么好”。

　　赶到医院，阿梅看到丈夫被多名医生围住，等待手术。“他望向我，想跟我说话，但是声音很小。”回想那一刻，阿梅声音颤抖。

　　手术成功，静脉和神经线重新接上。此后几天，阿力待在重症监护室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楚。

　　他回忆：“我双手被绑住，因为医护人员担心我会抓到伤口。医生用吗啡帮我止痛。药效过后，那种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”

　　经历痛楚，阿力仍说自己“好彩”(意为“幸运”)。“医生说静脉、动脉和迷走神经是一组，庆幸的是我只是静脉和迷走神经断了。如果连动脉也断掉，伤势会更严重。”

　　如果颈动脉割断，性命可能难保。这样的“如果”，阿梅不敢想。她说：“医生说过，差一点点就伤到大动脉……现在是不幸中的大幸。”

　　“要确保队员齐齐整整离开”

　　阿力从警20多年，不是没遇到过险情，但这次成为一名仇警中学生暴力袭击的目标，出乎他意料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遇袭前，觉得香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因为警察就应该维持治安、执法，无关政治。对这次袭击，我感到无言。”

　　对于袭击他的那名18岁男子，阿力说，他不觉得愤怒，只是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“这几个月，有些大学生、中学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袭击警察、市民，破坏商铺。我觉得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。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很多污蔑警方的谣言犹如“天方夜谭”，而有些年轻人竟会相信。“一个接受了这么多教育的人，应该有独立分析能力。我不明白有人会相信这些。现在香港社会出现太多歪理，而且有传播力，这是不好的风气。”

　　仇警歪理持续滋长数月，香港不时出现落单警察遭暴徒围攻的情况。作为冲锋队的一名警长，阿力每次带队出勤都担心有同事因掉队而遇袭，因此通常安排同事先行，自己殿后。

　　“我要确保我的队员齐齐整整地离开，所以我要留守到最后。”他说，即使自己受到袭击，但如果让他重新选择，他仍会这样做。

　　“相信很多人支持我们警察”

　　出院后，阿力每两三个星期要去复诊，还需接受至少半年言语治疗。由于控制声带肌肉的迷走神经损伤，他的右侧声带可能再也无法如常振动。目前他只能依靠左侧声带说话，声音沙哑无力，不时咳嗽。

　　“他现在不能大声或长时间说话，有时想大点声训孩子都会走音。”阿梅苦笑道，他很想跟孩子聊天，但声音太小，孩子经常听不清。

　　说起孩子，阿力眼眶泛红。

　　“我对家人有点内疚。”他说，这次受伤，不仅影响了他与家人的日常沟通，还让他陪伴孩子的时间减少。他习惯一有时间就接送孩子上学，但这次事件后，他担心被“起底”，不得不“低调”。

　　修例风波发生后，警察成为暴徒攻击和网络暴力的主要目标。香港警方最新数据显示，6月至今，共有483名警务人员在相关行动中受伤，数以千计警员及家属个人信息遭恶意泄露。

　　“我害怕子女因我而受到欺凌。”阿力说，“但我不认为做警察，或者这次受伤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。”

　　阿力本是正面乐观的人。他说，这次受伤后，他得到警队很大支持，受到医护人员专业细致的照顾，更收到大量来自市民的慰问卡。“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们警察维持治安和执法。”

　　阿梅说，丈夫受伤之初，她觉得很彷徨，幸亏有亲友帮助，“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”。

　　阿梅问过丈夫，康复后是否打算返回前线，得到肯定答复。她知道丈夫是一个“坐不定”的人，还想与前线同事一起工作，而她会尊重他的决定，支持他继续做喜欢的工作。

　　现在丈夫每次复诊，阿梅都会尽量陪伴。“他说话吃力，我担心他跟医生讲不清楚，出门也不方便。我能做的，就帮他做。”她说，“夫妻本就应该互相鼓励支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