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刑讯逼供民警追刑责，“廖海军案”有标志性意义

　　对刑讯逼供民警追刑责，“廖海军案”有标志性意义

　　■ 观察家

　　酿成冤案，多是一个链条上的错误叠加，只有真正逐项倒查、逐项追责，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正义。

　　新京报报道，近日，唐山廖海军案的办案民警、刑警队长张宝祥因涉嫌刑讯逼供，被唐山市路北区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。有媒体称，这是目前公开披露的首起对冤案中的刑讯逼供启动刑事追责的案件。

　　廖海军案算是陈年旧案：1999年1月17日，唐山迁西县两名女童被害身亡，17岁的廖海军被认定为杀人嫌犯。2003年，廖海军及其父母被唐山中院以故意杀人罪、包庇罪，分别判处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五年。2018年8月9日，法院改判三人无罪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廖海军此番以“被害人家属”的身份收到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，追究的是民警张宝祥对其父亲廖友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。另据媒体报道，张宝祥还是廖友的同学。

　　近年来，诸多陈年旧案得以平反昭雪，也不乏昔日办案人员因各种原因落马被查，但像廖海军案这般指向如此明确的冤案追责步骤的还不多见，对刑讯逼供者启动刑事追责，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2016年，中央政法委就强调，对因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，必须追究司法责任。公安部同年修订的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》也提出，如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刑讯逼供、伪造证据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，相关责任人将被从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。

　　但在实务中，追责刑讯逼供非常罕见，主要原因是追责机制滞后。廖海军案刑讯逼供发生在近20年前，但直到改判无罪才启动追责。时过境迁，证据遗失、事实难以还原，还有可能受追诉时效的影响。另外，对刑讯逼供类案件，目前首先启动调查的是公安督察体系，也可能会受到干扰和约束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，一些办案人员存在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观念，认为适当刑讯逼供是办案的必要措施，因“职务行为”被追究刑责，阻力之大不难想象。

　　但随着“重证据、不轻信口供”规则和“疑罪从无”原则逐渐确立，严禁刑讯逼供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也日益严格。今年2月，最高检制定下发《2018-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》，提出“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”，同样是着眼于审讯过程的合法性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廖海军案办案民警张宝祥被追究刑责，是个重要的节点。

　　廖海军案有其特殊性，其父母都已去世，而从法院告知书看，此次追究的是对其父亲廖友的刑讯逼供。这主要是由于廖友伤情、医院病历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核查结论的存在，这也为启动追责提供了“硬核证据”。

　　但这不乏普适性启示：冤假错案追究刑责，还是要依赖于证据，而不仅是被害人的申诉。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，要注重双方面的证据，一是办案民警要重视“自证证据”，确保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，提外审也应使用执法记录仪；二是，犯罪嫌疑人注重证据的固定、保全和收集。

　　这在以前或许有不少困难，但随着2018年刑诉法的修订，首次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“被告知权”和“律师在场权”。这意味着，刑讯逼供将不再是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“幽灵”。

　　严厉追责刑讯逼供，是对冤假错案最有效的“复盘”。酿成冤案，多是一个链条上的错误叠加，只有真正逐项倒查、逐项追责，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正义。通过严格追责，也可以找到漏洞、明确边界，从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，增进司法公正。

　　由此看，“廖海军案”不失为一个突破口，未来“追责难”的问题或将随着类似案例的出现、法治环境的完善，进一步得到解决，进而建立起常态化的追责制度。对司法人员而言，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提醒——防范刑讯逼供并不是约束和限制司法人员，更不是打击办案的积极性，而是强调依法办案，从根本上保护司法人员免受追责。

　　□叶竹盛(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)